当邹衍在稷下学宫提出大九州说时，他或许不会料到，自己的阴阳五行学说将跨越东海，成为日本平安时代阴阳道的理论基石。

中国阴阳家最初是融合天文历法、占卜祭祀的官方学术体系，其核心五德始终说被汉朝统治者奉为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依据。而日本阴阳道在吸收中国理论时，刻意保留了天文历法职能，却剥离了其哲学内核，转而与神道教结合形成独特的阴阳寮制度。这种差异在职能分配上尤为显著：中国阴阳家既为帝王提供国运预测，也为百姓选择婚丧嫁娶的吉日；而日本阴阳师则被严格限定在朝廷服务，通过观星制历、驱邪禳灾维持天皇权威。

中国民间传承的阴阳先生多掌握风水堪舆技艺，而日本阴阳师更注重式神操控等仪式表演。这种分化折射出两种文化对神秘力量的不同认知方式。 中国术士与日本阴阳师在技艺传承上呈现出微妙的同源异流现象。

中国阴阳家将三式（太乙神数、奇门遁甲、大六壬）视为最高机密，诸葛亮布设八阵图、姜太公运用七十二局奇门等传说。印证了这些数术与军事战略的深度绑定。日本阴阳师则更注重仪式表演，其式神召请术虽源自中国的兵马概念，却发展出独特的契约式神体系，如安倍晴明操控的十二神将。在符咒应用方面，中国道士的符箓侧重五行生克，而日本阴阳符则融入神道祝词，形成和汉混合的阴阳道符。这种差异在法器使用上尤为明显：中国罗盘用于风水勘测，日本阴阳师却用其操控结界；中国桃木剑主驱邪，日本阴阳师则更依赖五芒星绘马。

两国都保留着观星传统，但中国术士通过紫微斗数推算国运。日本阴阳师则用天文道维护历法正统，这种分野折射出实用主义与仪式美学的文化差异。